近年來，國家強化質量監管力度，含蘇丹紅的食品和鉻超標的膠囊等危害消費者健康安全的不合格商品大為減少。在擺脫了要辨識“合格與否”的困擾后，隨著商品全球化加速推進，買方市場的中產階層對商品價格的敏感度降低，對商品質量的重視度提高，于是，進入了一種潛意識：雖然進口品牌貴，國產品牌便宜，但只要價格差在可承受范圍內，與其選擇國產品牌，不如選擇美國、日本、德國和瑞士等科技強國的品牌。這折射了“中國質量”的尷尬境地。
中國制造的“價廉”優勢迅速式微，要在市場競爭中取勝，唯有“物美”。可更尷尬的是：即使知道“質量是生命”，企業仍“心有余而力不足”，因為“做不出來”。所以，根本原因是“科技支撐不足”。
一是“缺乏高質量知識產權”不利于升級中國質量。去年，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所陳建和陳志在《科技中國》雜志發表的《中美知識產權貿易競爭力差距有所擴大》一文指出：“美國知識產權貿易保持巨額順差，比較優勢明顯，具有強勁的國際競爭力;中國知識產權貿易逆差持續攀升，基本不具備比較優勢，競爭力指數長期處于較低水平。”我國是知識產權數量大國，但包括關鍵核心技術專利在內的高質量知識產權數量相對缺乏，導致我國在全球知識產權貿易中處于“被動”地位，缺少談判砝碼。美國運用長臂管轄權和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又稱“黑名單”)對我國企業技術進行限制。企業有錢也買不到高新技術。
二是“缺乏高質量制造裝備”不利于升級中國質量。我國是制造業大國，但不是制造業強國。數字經濟時代的重要戰略資源——“高端芯片”被卡脖子后，國產替代遇到的主要困難之一是缺乏制造高端芯片的裝備——高端光刻機。國產光刻機在精密度和穩定性等性能指標上與先進光刻機有差距。另外，全球高質量機床(俗稱“工業母機”)的市場份額幾乎被德國和瑞士等經濟體的企業占據。國產裝備制造企業無法掌握高質量制造的核心技術，關鍵原因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三是“缺乏高質量科研儀器”不利于升級中國質量。材料質量是決定商品質量的關鍵。科技研究人員在提升材質的過程中，不僅需運用化學和光學等理論，還要依靠高質量的科研儀器，才能得出精準的數據。目前，高端科研儀器制造企業主要分布在美國、德國和日本等經濟體。
所以，“中國質量”與“中國科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如影隨形，相互成就。在以美國為主的40多個國家簽訂的《關于常規武器和兩用物品及技術出口控制的瓦森納協定》中，中國是被禁運國。鑒于目前國際形勢，以上三方面的中國質量建設，時不我待。
為此，國家層面將在升級“中國質量”和加快建設“科技強國”的過程中，積極引導企業樹立一種“良性循環”的意識：即只有提供高質量商品，企業才能贏得高份額市場，才能有高研發投入，繼而提供更高質量商品。杭州已在促進高質量發展方面積累不少好經驗。除了在質量治理的機制、生態和人才等方面繼續探索外，根據《杭州質量倡議》，杭州充分弘揚“杭商精神”，可以在以下三方面率先探索、總結“升級中國質量，助力科技強國”的經驗和規律：第一，繼續探索以“數字化改革”提升包括“管理”“知識”和“數據”等生產要素質量的有效路徑，如杭州已成立數據質量研究院，探索科技如何提高數據質量。第二，探索“升級中國質量”與“創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間互促的有效機制，如怎樣培育和引入“大型超算中心”等高質量大科研裝置，怎樣激勵市場主體改良科研儀器，為各類科研機構提供“算力”等服務支撐，助推產業科技進步，升級中國質量。第三，積極探索“高質量知識產權”的培育機制及知識產權助力企業高質量的有效機制，助力浙江打造知識產權強國建設先行省，提升中國質量。(作者系杭州市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講師 經濟學博士)
(韓芳)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