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動蕩中的2022——全球與中國經濟及政策展望”為主題，2022年第三屆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于5月14日召開。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和烏克蘭危機導致風險挑戰增多，我國經濟發展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在這一關鍵時點，該如何展望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研判貨幣政策施行路徑，如何看待創新、金融與科技競爭？聚焦熱點，與會人士建言獻策。
盛松成：下半年我國經濟將明顯好于上半年
“無論是政策還是國內環境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很難想象不確定性和明天哪一個先來到。”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說。
他預計，在受疫情影響較小的地區，政策會提前發力、會很快發力；在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地區，比如上海，可能要等到5月下旬甚至是6月。但下半年我國經濟將明顯好于上半年。
關于消費，盛松成表示，從2021年武漢疫情以后的經濟復蘇情況看，工業生產和投資在復工復產出現典型的“V型”反彈。武漢疫情基本過去后，投資、生產馬上起來，但是消費的恢復很慢，大約持續一年才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分析背后原因，盛松成表示，因為消費恢復緩慢與消費意愿減弱有關。當年武漢疫情發生時，人們普遍將其視作會很快過去的短期沖擊。但現在隨著疫情的持續，不少市場主體面臨深層考驗，導致消費潛力下降，而失去的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往往很難彌補。
“我在上海很有體會，我的頭發已經三個月沒有理了。等解封后，我也不可能一個月理三次發。”盛松成表示，這些失去的消費就永遠失去了，包括餐飲、旅游、酒店等各方面的服務性消費很難彌補。
李迅雷：應推動發放消費券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我國在擴內需領域，應更多依靠消費拉動。一方面要繼續加大財政政策對消費的投入力度，還要多種舉措共同發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結構。
“受到疫情、烏克蘭危機影響，經濟外循環內循環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障礙。”李迅雷表示，目前來看，我國在暢通內循環上，主要是通過基建投資。但完全單靠基建投資是不夠的，因為基建投資面臨好項目越來越難找、投資回報率越來越低、現金流產生越來越難的問題。因此，對促消費意義重大。
對于促消費的方式，李迅雷認為，貨幣政策的作用有限，財政政策應該更加積極。今年減稅降費和留抵退稅的力度非常大，總規模全年預計到2.5萬億元，尤其是留抵退稅對于解決企業目前現金流問題，紓困問題具有非常積極的效果。
“但當前財政主要投入在穩企業穩就業上，對于消費領域的支出偏少。”李迅雷建議，財政政策力度要繼續加大，尤其用于消費方面。應推動發放消費券。
李迅雷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過去的增長模式現在很難再持續，靠外需很難，擴內需就需更多靠消費拉動。目前，中國的消費總量還可以，因為人口基數大，過去幾年經濟高速增長。但結構上存在消費率過低問題，居民家庭消費更多用來投資、買房。相信今后隨著房地產投入的減少，消費率有可能會有所上升。此外，還要通過收入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增加企業責任等多種舉措共同發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結構。
沈建光：發消費券對拉動消費立竿見影
京東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下半年可能會出現全球性衰退，應對外部環境只能靠拉動內需，而當下擴內需最核心的就是促消費。
他認為，發消費券對短期拉動消費立竿見影，而且對國民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接下來，還可以考慮給各地政府發放的消費券提供中央財政的支持。
沈建光表示，歐美的刺激經濟政策過去兩年集中在消費端，在于“發錢”給老百姓增加需求、消費。我國主要的刺激經濟的方法是減稅降費，給企業復工復產創造條件，針對消費端的政策較弱。
沈建光認為，在這種國際、國內的形勢下，促消費會成為重頭戲，可以看到政府已經出臺了一系列促消費舉措，包括減稅降費、基建，發消費券或者轉移支付給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困難群體，還有對受困人群的補貼。接下來，還可以考慮給各地政府發放的消費券提供中央財政支持。
沈建光表示，地方政府對發消費券非常看好，因為對當地消費拉動作用非常明顯，尤其是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已走在世界前列，通過數字經濟的方式來發放消費券的效果會非常好。在中國香港的實踐也說明，在疫情恢復時，發消費券對香港地區餐飲的促進效果尤其明顯。
黃益平：到了采取更大力度穩定經濟措施的時候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對于很多企業和家庭而言，當抗疫到了第三年，流動性可能會變成大問題。如果流動性斷裂，即使這些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沒有問題，他們的生存也會有困難。
黃益平表示，如果維持當前的抗疫政策，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更直接的支持措施。現在到了采取更大力度的穩定經濟措施的時候，但重點應放在保障中小微企業特別是老百姓生活的穩定上，然后才能考慮下一步的經濟復蘇。
黃益平建議，貨幣政策可能要把主要精力集中放在宏觀總量的變量上，結構性貨幣政策的推廣應相對謹慎。
他以近幾年的中小企業貸款為例說明。在他看來，中小企業貸款增長很快，但根據研究和觀察，這種增長有兩個最主要的促成因素。一是直接的監管要求，比如“兩個不低于”要求；二是近年來在風控方面有很多創新。大部分中小金融機構沒有給中小企業發放更多貸款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流動性，而是缺乏做有效風控的手段。
黃益平表示，結構性貨幣政策可能會引起一些爭議：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界限出現模糊，尤其是貨幣政策越來越結構化之后，這與政府過去傳統的資金配置會有什么樣的差異？他認為，貨幣政策很重要，但是否應該采取更多的直接措施支持微觀層面的經濟主體值得探討。
黃海洲：尚未出現大的全球流動性沖擊
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公司管理委員會成員黃海洲示，2020年美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應對措施是空前的。
從貨幣政策看，2020年4月份到2021年4月份，美國的M2增速超20%；從財政政策看，美國2020年4月份到2021年4月份的財政赤字達6萬億美元。結果是，從2021年5月份開始，美國的CPI在8%以上，現在可能從高點企穩回落。
黃海洲表示，如果美國把抗通脹作為第一要務、進一步緊縮，帶來的結果是美國經濟下行甚至會出現經濟衰退的風險。美國要做出選擇——是為了控通脹不惜一切代價，還是取得某種意義上的“軟著陸”。
黃海洲表示，貨幣政策的外圍環境非常重要。外圍環境主要是全球流動性拐點。從全球流動性沖擊看，黃海洲認為，外圍環境還沒有出現大的流動性沖擊，雖然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匯率近期有比較明顯的下調，事實上，近期全世界的主要貨幣都對美元呈現下調態勢。
（文章來源：上海證券報）
